谁赦免了73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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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作为人体实验的直接策划者与组织者，石井四郎及其同伙既没有走上绞刑架，也没有在监狱中度过一天。


石井四郎及其同伙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进入顶尖大学担任教授、创办大型医药企业、出任国家卫生机构负责人，甚至利用从活人身上获取的实验数据发表学术论文，事业蒸蒸日上。
谁赦免了731部队？


731部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性最强的国家级生物战实验组织。
仅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档案记录，日军细菌战就造成至少27万中国军民死亡。[1][2]而随着新档案不断解密，这一数字仍在攀升——最新研究估算近百万！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清算战犯时：


731部队的核心决策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最高层负责人，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


战后数十年间，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


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否认731的存在，美国的相关档案则被封存，大量关键记录至今仍处于涂黑状态。整个后冷战时代，731的真相几乎从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消失。


绝大多数西方历史教科书对731部队只字不提，西方舆论的主流议题始终是“犹太难民、原子弹惨剧、纳粹德国、邪恶苏联……”


对于731部队，西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YouTube上看到一评论，大致意思是： 731被包庇，是因为受害者不是白人。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展出的细菌培养箱
一、暴行
1、成立时间线
1928年：石井四郎奉命前往欧美进行细菌战考察，1930年回国后开始宣传“细菌战成本低、杀伤力大”理论。
1930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秘密设立“防疫研究室”，开始细菌武器筹备。
1932年底：因在日本境内不方便进行大规模活体实验和细菌武器实验，石井率队前往中国哈尔滨，寻找适合大规模实验的地点。
1933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五常背荫河（中马城）建立首个秘密实验基地。
1934年：背荫河发生越狱事件（含gcd员王子阳），石井下令炸毁基地，并转移至哈尔滨平房区。
1936年8月：日本陆军省发布由日本昭和天皇亲自签署的“军令陆甲第7号”，正式在哈尔滨平房区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1939年：平房本部建成。
1940年7月：正式改编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41年：正式启用内部代号 “满洲第731部队”。
除731外，日军以哈尔滨平房区为本部，在长春（100部队）、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及新加坡（冈9420部队）等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战网络。
高峰时期，731部队拥有约30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200多名医学博士、理学博士，总工作人员达20000人。
731部队是一场由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批准、军方主导、整个医学界和学术界深度合谋的“国家级犯罪”。


731不是几个医生的个人行为。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阪帝国大学等日本学府，均派出了各自医学部、理学部的骨干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生前往东北直接参与731暴行。
2、丸太
731部队的受害者被称为 “丸太maruta马路大”，日语意思是“圆木”、“木头”。


在731部队眼中每一名人体实验对象，不是人，是木材。不是受害者，是材料。


731部队原队员佐藤秀男证实，人体实验是在戒备森严、围挡严密的特设监狱即7栋、8栋建筑内进行。这是731部队核心区域，从走廊俯视能看到“丸太”活动。


佐藤秀男：给‘丸太’的营养供应是充足的，因为不健康的人不能被当成实验材料，所以会给他们良好的食物。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有资格拿活人做实验，年轻队员没有资格进入7栋和8栋。


731部队获取“实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所谓的 “特别移送”制度：
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将抓捕的抗日谍报人员、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直接移交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3、实验内容简介
731部队把“人”当中实验对象进行鼠疫、炭疽、气性坏疽、鼻疽、伤寒、痢疾、霍乱、传染性出血热等各类致命病菌的感染实验。


许多实验对象在巨大的痛苦中挣扎求生，却最终难逃一死。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也会被继续用于下一轮实验，直至死亡。


活体解剖[3][4]：


为防止麻醉影响实验数据，许多解剖是在受害者完全清醒、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受害者在绝望与痛苦中，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直至死亡。


细菌感染实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中提到，实验内容包括测试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的致病力及剂量效果，明确提出“所有这些研究都伴随着活体实验” 。


西俊英供述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


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炸弹十几公尺远。为了不让战俘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属板盖着。电门一开，炸弹爆炸，受试验者脚上、臀部都受了伤，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冻伤实验：


731部队有单独的冻伤实验室，由吉村寿人担任冻伤研究班班长。


在零下20℃到零下35℃的环境中，强迫受害者裸露身体5至10分钟，观察人体变化情况。
731部队原队员西岛鹤雄亲述：脱掉他们的上衣，让他们光着身子，放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25摄氏度的环境里，放5分钟或10分钟。其实只待5到10分钟就已经很够呛了，那里太冷了。有的实验还是在“丸太”断食两三天以及一昼夜不眠等条件下进行的。


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西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下，把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用风扇猛吹，使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类似敲木头一样的声音。


原宪兵班队员仓员悟在伯力审判中作证：我亲眼看见过人体实验……我进入实验室看见5名中国犯人坐在长椅上。然后我看到了那些中国人的手，其中3个人的手指全部变为黑色，已经冻掉了，其余2人的手指也变成了黑色，只剩骨头。当时吉村寿人向我解释说，这种情况是冻伤实验的结果。


吉村寿人在194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冻伤》的论文，全文共66页，记载了731部队强制使用活人进行冻伤实验的数据。[5][6]
论文中有一张表格，题目是《冻伤的程度与其经过》：
第一度，发红肿胀；
第二度，出现水疱；
第三度，坏死，含溃疡。
第三度，五十到六十天，脚趾、手指脱落。
这66页论文的每一行数据，都是用活人。。。。。。。。。


吉村寿人在1950年和1952年的《日本生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到 “将三天大的婴儿浸泡在零度水中进行实验”。


吉村寿人战后成为了京都大学医学部长。


毒气实验：


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了一份42页档案，详细记录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他们利用20名受试者进行野外黄弹（糜烂性毒剂）射击、毒气水溶液口服及人体接种等多种实验。


受试者身份被隐去，以数字编码指代，所有受试者最终全部死亡。


档案显示，为最大限度榨取实验价值，有9人被重复用于不同的实验项目。以编号485的受试者为例，他先是被强迫灌入300毫升含有高浓度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毒液，眼部被滴入不同剂量的毒液，在出现恶心、呕吐后，又被开展人体接种实验。


在黄弹射击人体实验中，池田苗夫将16名受试者强制置于伪装掩体、战壕等不同环境中。日军向实验区域发射了数千发毒气弹，其中第三区域发射量高达4800发。


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受试者各个时间段的病理变化：被攻击后12小时皮肤起泡，12至24小时出现呼吸障碍，48小时后各类症状达到峰值。


档案记载曾对受试者使用氧化锌软膏与苏打水等——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救治，而是为了测试这些药物在战场上能否为日军自己所用。


他们一边观察受试者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一边记录药物的无效或有效反应，直至受试者失去利用价值。


野外人体实验：


731部队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生物武器研究需要，设置了研究班，分别使用鼠疫、炭疽、霍乱、结核、伤寒等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在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市的野外实验场，731部队的飞机降至距地仅50米的高度，向被绑在木桩上的“受害者”播撒细菌培养液，一次实验约30人，相互间隔约5米。


实验结束后，受害者被装入密闭卡车运回部队，随后被多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4、从实验室到抗日战场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发动生物战。


从1939年诺门罕生物战开始，1940年、1941年先后在中国南方的衢州、宁波、常德等地发动生物战。


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开明街通过飞机播撒鼠疫跳蚤，鼠疫暴发死亡率高达98.2%。有名字记录的死亡人数即达109人。


在常德，日军航空班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36公斤带鼠疫跳蚤的棉花、谷物等。


常德发生了第一次鼠疫流行之后，又爆发了二次流行，波及人口和范围很广。


仅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浙江军民就达3000多人。


日军地面部队撤退时，专门在居民区、水井、河流及农田中散布伤寒、霍乱、痢疾等细菌。


731部队气象班原成员西岛鹤雄供述，飞机弹仓里装着细菌和炸弹：“把炸弹拆开，里面装上霍乱、伤寒、痢疾之类的细菌”。


731部队研制了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等50余种细菌，通过人体实验的方式记录每一种细菌使用效果，最终选择最适合的生物武器应用到实际战争中。


5、日本生物战规模
保守估计，14万至58万人死于731部队的实验与生物战攻击。


部分学者认为实际数字更高，可能达到30万至58万。


有学者统计，日军生物战造成的中国军民总死亡人数在200万人以上——其中仅浙江省和江西省死于感染疫病的人数就超过60万。


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不同统计口径（有研究估算约65万人），但731部队及其关联部队在中国造成的巨大伤亡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绝大多数），也包括朝鲜人、俄罗斯人，以及少量盟军战俘。


2014年媒体报道：日军731等细菌部队对中国20个以上省市实施细菌战161次，疫情患者约237万。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是造成死亡27万人。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构建 的“防疫给水”体系拥有多达69支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东亚、东南亚多国。


6、日本天皇裕仁
他亲自批准了731部队的建立
他从个人账户拨款资助该部队
他任命堂弟竹田宫恒德王担任部队名义负责人
他签署了1939年 大陆令第201号 ，批准在满洲进行化学战实地研究
苏联伯力审判时，731战犯当庭供认：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建立，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驻地。


731部队原队员的证词与史料档案相互印证，证实日本生物战犯罪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然而，731部队的最高层负责人，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无一人因生物战罪行受到审判，他们不仅全身而退，更是在战后迅速恢复了社会地位。


在战后清算时，谁赦免了731部队？


二、美国——从731到德特里克堡。
战后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三次调查：


桑德斯调查（1945年9-10月） ：被731成员内藤良一以“翻译”身份误导，调查流于表面。
汤普森调查（1946年1-3月） ：据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美在1982年8月29日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透露，当年美军负责审讯她父亲的军官阿尔沃·西奥多·汤普森，曾 “恳求” 她父亲交出731部队的 “绝密细菌武器资料” 。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在建议起诉石井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美国为得到731部队生物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


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
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
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美国获取的数据包括：8,000张人体病理切片、关于炭疽菌、鼠疫菌、鼻疽菌的详细研究报告。这些数据最终抵达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


2021年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有美国媒体披露，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三、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由麦克阿瑟主导，其本质是审判“攻击美国的罪犯”，而非“所有战争罪行的罪犯”。


1946年4月25日，国际检察局（IPS）做出了一项关键决定：“不会尝试证明日本对华使用细菌战” ，理由是证据“不充分”。


莫罗调查（1946年4月） ：他在中国收集到确凿证据后，被调回华盛顿，不再参与调查。
1946年8月，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美国还通过中间人要求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承担全部责任、让天皇裕仁逃脱审判。


四、伯力审判
东京审判时，美国包庇了731高层。


苏联对被俘731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


1、苏联的独立调查
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生物武器相关材料。


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力气对日俘逐一调查甄别，但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


据他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我们破解了秘密。我们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了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


柄泽十三夫是最先说出秘密的人。


1939年柄泽十三夫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与活体实验。


他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生物战手段。


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


1940年至1942年，他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将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生物战。


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打破了川岛清的心理防线。


随后，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机密，包括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等关键信息。


苏联检方还请贝加尔湖军区卫生部的技术人员，专门核验了川岛清和柄泽关于鼠疫的供词。


731部队的黑幕由此被一点点揭开。


2、调查规模、证据链条
2025年12月，俄罗斯向中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经专家鉴定，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


此前，中国学界与俄罗斯在731问题上的交流有限。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一度以为他们手里就只有那本1950年的《审判材料》。但这次公布的档案显示，伯力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人，但当时的调查实际上超过200名相关人员，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北京日报。


3、审判过程——北京日报
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1949年12月25日，苏联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生物战战犯的公开审判。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


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
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最终，包括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有罪：
4人被判25年、2人被判20年，其余分别被判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不等的劳动监禁。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生物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 。


伯力审判中被审判的12人多为中层执行者（如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而非731高层。


山田乙三在苏联服刑半年后，根据中苏联协议，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中国在沈阳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包括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关东宪兵司令部副官吉房虎雄。


西方媒体将伯力审判贬为“苏联宣传”，他们选择性忽视审判中披露的大量事实——包括731部队使用人体实验、在中国实施生物战攻击等确凿证据。


正如现在的俄罗斯披露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一样，未溅起一丝水花。


纽伦堡“医生审判”：23名纳粹医生受审，7人被判处死刑


伯力审判（1949年）：12名731中层人员被判处2至25年劳改


沈阳审判（1956年）：731支队长榊原秀夫等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731核心决策层：0人受审，0人入狱


同样是用活人做实验，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日本医生成了学术权威。


五、至今日本政府仍在否认731的存在。
受害者对日诉讼：全部被驳回


日本教科书731内容持续被删减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731的存在


2026年4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首次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


但日本政府仍以“家属以及战犯家属会被找到”为由，将很多部分作涂黑处理。


2026年4月，日本多所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合成立“要求京都大学对731部队军医所授学位进行核实之会”，呼吁京都大学撤销731部队军医的学位。京都大学前身京都帝国大学，曾经为731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学博士，其中就包括石井四郎。


1995年、2005年：美国官方回应称 “没有找到美国战俘被用于生物实验的确凿证据”
目前解密档案已清楚显示：美国知道、掩盖、交易
德特里克堡与731数据的关联档案至今未全部公开
大量关键文件仍处于涂黑状态
选择性回应的潜台词是：只要受害者不是美国人，就不值得追究。


纳粹医生上了绞刑架，731医生成了美国座上宾！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正式法律审判，是苏联的伯力审判。


六、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William H. Cunliffe 《日本战争罪行与日本生物战相关文献选辑（1934-2006）》
PDF下载地址：[size=0.001px]https://archives.gov/files/iwg/japa[size=0.001px]nese-war-crimes/select-documents.pdf

这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可以直接通过该链接下载。


附录：部分731人员
石井四郎，731部队创始人、首任部队长，战后，他在日本开过诊所，重操旧业，甚至曾作为顾问暗中指导美军的生物武器发展。
北野政次，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战后，他进入日本医疗界，曾担任日本最大制药企业“绿十字”公司的董事和东京分社社长。
增田知贞，731部队副部队长 / 1644部队首任部队长，战后在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担任要职。
菊地齐，731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战后成为了日本著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及日本红十字会的重要官员。
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长，被苏军俘获，1949年在苏联“伯力审判”中被判处25年徒刑。
太田澄，731部队第五部（诊疗部）部长，战后进入日本制药巨头“绿十字”公司担任高管。
佐藤俊二，广州8604部队（波字部队）部队长，战后在地方医院担任院长。
高桥隆敦，长春100部队部队长，未被美国起诉，晚年在日本安享晚年。
内藤良一，石井四郎的英文翻译兼机要秘书。
战后，作为代表，全权负责与美国德特里克堡专家进行数据换免责的黑幕谈判。
战后，他创办了日本著名的“绿十字”制药公司（Green Cross）并担任社长，将大量前731部队成员招入公司，成为日本制药界的泰斗。
二木秀雄：731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战后成为绿十字制药的核心创始股东之一。
绿十字于1998年正式破产，被吉富制药兼并后，于2000年改名为ウェルファイド，然后又在2001年于三菱合并为“三菱制药”，2007年三菱制药与田边制药合并为“田边三菱制药”，最后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更名为“田边制药（Tanabe Pharma）”。
附录：日本生物战组织体系
相关机构：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日本生物战研发中心与大本营，重点是针对人类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
100部队(关东军兽医防疫部、长春)：
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战，名义上与731平级，实际上由731指挥。
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北京)：
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体实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其技术顾问。
1644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南京）：
与731部队协同在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
860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广州)：
以防疫为名，秘密杀害大量粤港难民，与731属于平行关系。
9420部队(冈字第9420部队、新加坡)：
日军在中国战场外最大的细菌战部队。核心任务规模化生产鼠疫跳蚤，势力遍及整个东南亚。核心成员抽调自731和1644部队。
1643部队(南京/北京)、516部队(吉林敦化)、8609部队(华南地区)、162部队(林口)、643部队(海林)、673部队(孙吴).......
附录：731本部八大核心部门
731部队分为第一至第四部、总务部、资材部、教育部、诊疗部等共8个部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等4个支队。


附录：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你在中文网直接搜绿十字，搜到的可能是“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它曾经和日本绿十字株式会社有点关系。


现在的广州绿十字是纯中国民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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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dtpq

这些魔鬼，统统应于1946年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