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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京大屠杀 [打印本页]

作者: 大明寺 时间: 2014-6-6 07:09
标题: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2014-05-02 08:18:43|  分类：默认分类 |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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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这就是梦回冥国眼中伟大的领袖、国军......
在当今的中国，就有这样一群操蛋的所谓公共姿势分子，自称精英，反毛、反社会主义、反中国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民国范儿、美国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这些不奇怪，这些货就是靠忽悠发家致富的。奇怪的是一群屌丝，吃着泡面，抱着386，喝着凉开水，跟着这群公共姿势分子高呼：“民主！自由！宪政！”“中国肿么了！”“人类的希望——美利坚！”。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华网论坛以“梦回民国二世”、“民主、自由”等等马甲为代表的一小撮别有用心之徒，大肆发帖抹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肆宣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游而不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他们眼里，伟大的国军无往不胜，世界上那些在法西斯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国家都是伟大的国军解放的；击败国军不过是内战内行的表现；他们颠倒黑白，肆意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利用已被判刑的网络大谣“秦火火”编造的谣言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戴旭，其实大家都明白，戴旭何罪之有？无非就是戴旭发表的言论让那些西方敌对势力不满，仅此而已！
  本人根据掌握的材料作一分析，以博大家一笑。　　在国人眼中，国民党军队是一支屡战屡败的军队，比之今天的中国足球队还要窝囊，先后输掉外战加内战，最后只能沦落到台湾做小朝廷。是不是仅仅是政治因素呢？实际上，单从军事角度看，用“饭桶”，“草包”来形容这只军队一点也不为过。他们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注定其灭亡的厄运。若一个对军事稍微爱好，对行军打仗稍微了解的人仔细研究一下国军的战史，就会惊讶疑问：“一支军队怎么就犯下这么多严重错误？”
　　国民党军队失败必然性一：军队有临阵脱逃的光荣传统
　　凡了解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人都知道，国军上到将军，下到士兵都喜欢玩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但大家很少有人知道，国军第一次临阵脱逃是第一次北伐战争时期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龙潭之战，国军与孙传芳死战，孙用白花花的白银组织敢死队，一度打到南京外围，南京城举城皆惊，当时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匆忙脱离指挥，企图弃城逃跑，被李宗仁阻止，这是我查到的国军将领临阵脱逃的第一例。
　　是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有多少人清楚偌大一个南京城是如何失陷的。凇沪会战国军崩溃后，鬼子进犯国府首都南京，蒋总统飞抵武汉组织云贵援军，离开之前，任命一个城防司令官唐生智，唐麾下还有建制还完整的中央军88师，87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守城兵力达到12万，开战前，唐口口声声要与南京城共存亡，与首都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决不后撤！然而其他国军在南京外围与日军争夺的关键时刻，国军中最精锐的嫡系中的嫡系，蒋先生仅有的3个德械师之一的88师师长孙元良第一个抛弃部队，抛弃他负责保卫的几十万南京市民，带着卫队企图从中华门出城过江，与负责守卫中华门的宋希濂发生冲突，宋不让其出城，孙非要逃跑，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在日本人进犯国土，国军誓死守卫首都的关键时刻，两只国军部队在城门要地交火。最后孙元良没走成，干脆连卫队也不要，孤身一人躲进南京一个妓女家中，直到南京大屠杀之后。
　　因孙的临阵脱逃，城防崩溃，日本人轻易进城，战前口口声声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城防司令官坐不住了。他不是极力组织部队巷战，也不是收拢部队与日寇争夺，更不是执行战场纪律惩治作战不力的军官，自己却带着卫队，坐上长江上一条小火轮逃出南京，他逃出来了，宋希濂和孙元良都逃出来了，可近12万国军将士没有逃出来，那几十万南京市民也没有逃出来，他们被国军将领们送到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了何应钦，有了孙元良，有了唐生智，后来就有了韩复榘，汤恩伯，有了37天连丢38座城池的13军！有了一个又一个在抗日战场上，在国共内战中临阵脱逃的上千名将领。
　　国军失败必然性之二：土匪军秉性
　　我这里说的土匪军秉性并非指政治上的扰民，拉夫抢粮，玩女人，这里说的是土匪军对战斗的态度，土匪军在战斗中什么表现？看到己方实力强，就一拥而上，特别喜欢打落水狗，一旦对手用实力证明比自己强，（或者不用证明，仅仅是看起来）就跑的比兔子快，不求比敌军快，但求比友军快。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凇沪会战，会战开始之初，中央军抗日情绪高涨，蒋委员长汇集精锐嫡系十余万人，在上海抗击日寇，中央军从上到下纷纷看到我军十万，日寇一万。以十打一，这不是痛打落水狗么？人人奋勇向前，军军争先恐后。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日寇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在海军巨舰的大炮火力充分掩护下，人海战术根本没有效果，就懦弱不前，大发感慨，到了最后，国军投入70万部队，却被10万日寇追的落荒而逃，半数被歼，这就是典型的土匪军秉性。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也是，内战开始之初，国军将领不管嫡系，杂牌，一看形势，我国军几百万大军，美械装备，训练有素，海空军装备齐全，对付一些连枪都配不齐的土八路还不小菜一叠？全面进攻那真是声势浩大，从上到下人人自满，什么三个月消灭共匪，半年结束战事等豪言壮语纷纷出炉，真正一打，没那么简单，又纷纷从火热的战斗激情中冷却下来，整只军队唯唯诺诺走一步看一步。
　　前面说到的从士兵到将官都有临阵脱逃的事例就是土匪军秉性在战斗不利时的表现。
　　国军军事失败必然性三：不知敌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不知道日本人的飞机舰炮有多大威力，不知道日本人的训练水平如何，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是外国。我国多年内战，消息闭塞，跟不上世界潮流都可作为借口，但是国共内战，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心照不宣打完日本要相互拼杀的，作为指挥官，国军将领对gcd也不知道就是罪过了。
　　内战中的三大战役，有作为伪军与gcd交过手的，如庞炳勋，吴化文，有作为友军与gcd协同作战过的，如李宗仁，阎锡山。他们对gcd是了解的，但是中央军不了解，中央军人人眼高于顶，对这帮泥腿子不屑一顾，共军八年抗战，在华北打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共军后勤能力怎么样？他们不知道；共军攻坚能力如何？他们不知道；共军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这些战术怎么破解？他们不知道；gcd打土豪，分田地会对军队产生什么效果，他们也不知道；一句话，共军战力如何？国民党将领根本不清楚，就一味看到自己有几百万大军，有美械装备，有飞机，坦克，汽车，这叫国军如何不输？
　　国军军事失败必然性四：不知己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十战五胜，不知己不知彼，战必怠！可国军却根本不知己。
　　国军知道自己有几架飞机，几辆坦克，几艘军舰，这他们当然知道，国军几乎所有部队都有吃空饷的陋习，这蒋委员长知道，陈诚知道，张灵甫知道，只要是国军将领都知道他们吃空饷喝兵血，但蒋委员长不知道邱清泉吃了多少，而邱清泉不知道他手下的将军们吃了多少，他的军长不知道他们手下的师长吃了多少，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
　　国军五大主力个个战功赫赫，威名远播，可是杜黎明知不知道他手下的黄维手下到底有几个兵？枪法怎么样？训练怎么样？炮兵准备时间多长，多少部队不畏死？多少部队能打硬仗？能守住双堆集几天？杜黎明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敢拼光老本救黄维？
　　国军很多士兵都是拉壮丁拉来的，这我们后人都知道，gcd知道，国军自己也知道，但是这些拉壮丁拉来的士兵有多强的战斗力？这些被抓来的壮丁，为了防止逃跑被捆绑，饿饭，抽皮鞭，甚至长官为了吃空饷而被活埋。这些军队有多强的战斗力？国军自己不知道，训练水平如何？国军不知道。国军从上到下克扣军饷喝兵血，蒋委员长知道，何应钦知道，将军们知道，但喝兵血到什么程度？抗战时，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说：他看到中国士兵经常走着走着就饿昏倒在路旁，没人管，没人埋，就这样被饿死（见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样的战斗力？gcd知道，美国人知道，唯独国军自己不知道。
　　不知己不知彼，打仗如何不输？
　  国军失败必然性五：投降成性
　　都是中国军队，诸位可以对比一下，抗战时国军成团，成师甚至整个集团军投敌的事时有发生，抗战期间国军投敌部队总数，各个史书书法不一，有210万的，有150万的，林林总总，但是援引最低数据也不低于120万。
　　当然有人可以为国军找借口，什么抗战敌强我弱，什么个别人（上百万个别人）意志不坚，但你们可以作一下对比，同样是打日本，18集团军有没有成建制投敌的情形？新四军有没有成建制投敌？皖南事变时，9000新四军，那些财务文书文工团有没有成建制投敌？
　　再看国共内战，在国军全面进攻中，gcd面临最困难情况下，有没有成建制投敌？朝鲜战争中，与举世最强的美军作战，有没有成建制投敌？金门战役中，上万解放军身处孤岛，没有后援，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有没有成建制投敌的情况出现？
　　据gcd单方面统计，国共内战，国军投降，起义（其实就是投敌，说的好听而已）竟达177万。如此军队怎么不输？
国军必然失败之六：部队与部队之间协同不力
　　让我们回到抗日战场，日本陆军最后一战一号会战，国军号称长衡会战，便是部队与部队协同不力的典型战例。方先觉孤军作战，保卫衡阳城43天可以说耗尽最后一枪一弹，虽然他最后投敌叛国为世人所不齿，在43天里，他算对得起蒋委员长（最后投敌对不起中国人），但蒋委员长对得起他么？他死守衡阳43天，中美混合空军已取得了制空权，对地攻击七十余次，狂轰滥炸日军补给线，兵力集结地，火炮阵地等，日寇遭受很大压力，甚至出现进攻衡阳的日军弹药打光学gcd靠缴获国军的枪支弹药来作战的事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军依然不能突破日军对衡阳的包围，给予守军以支援，外围援军在衡阳城外懦弱不前，就是不敢前进一步！方先觉死守43天，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援军，等不来支援，等来的却是校长的一句祈祷：“主啊，救救我忠勇的第十军吧。站在方先觉的角度，你看到这句祈祷能有什么感想？我相信，日寇劝降方先觉的时候肯定提到援军问题，正是援军问题使方先觉心灰意冷而投降的！
　　看一号作战的种种表现，空军取得了制空权，但是在作战中地面部队却一战即溃，拱手将机场让给了日本人，这正是典型的兵种之间的配合问题。
　　再看国共内战，gcd军有数次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我就不明白，拥有制空权的国军，他们的侦察机干什么吃去了？数万甚至十几万部队在扎口袋，空军侦察机怎么没发现？我只能凭此推断，国军空地两部分实际上形同虚设，要么是空军没意识到地面侦察的重要性放松侦察工作，要么就是地面部队不重视空军得来的情报，一味埋头苦干。
　　国军地面之间的协同也出现问题！
　　王耀武说过这么一句搞笑的话：潍县告急我可以出兵援救，可是我出现危机时有谁来救我？后来却不幸被言中。
　　还有国军整编74师的全军覆灭，张灵甫在孟良崮一被包围，国军上上下下都知道共军要打他74师的鬼主意，委员长也急的上蹿下跳，整整三天时间，没有一个国军能够救他，三天时间，就是乌龟也爬到了。除了黄百韬，其他国军都在一旁看戏。
　  国军军事失败必然之七：将领军事素质太差
　　考虑问题不周全，凇沪会战之时，国民政府在南京与上海之间修了两条国防工事，被称为苏嘉防线，号称东方的马其诺！可惜的是这两条防线没用上，原因很简单：钥匙。
　　凇沪溃败后，国军“后退”企图依托两条国防工事保卫南京，迟滞日军的推进速度，但是防线很多藏兵洞，弹药库都是锁着的，为了防止挪做他用。真正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完了，钥匙由当地保长保管，可是他们跑了。这种黑色幽默一点都不好笑，就是这些小问题要了几十万国军将士的命。
　　国共内战的时候，也有一些黑色幽默，黄百韬要撤退的时候，他早已想过退路，但就是没想到在河上再搭建两座浮桥，他的十万大军过河就靠一座铁路桥，践踏踩死无数，但最后没跑成，
　　网友们只要认真读读国军战史，你只能掩卷苦笑，这是打仗还是过家家？
　  国军军事失败必然之八：战术呆板
　　在抗战之时，国军抵御日寇进攻就采用一种战术，一战中的线型防守，这是国军在北伐战争期间成功使用的战术，在前面的龙潭之战，国军凭借此线型防御击败了孙传芳，但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这种战术就没什么效果了，日军只要一点突破，国军便全线崩溃，在长城抗战，华北抗战，凇沪抗战，武汉抗战，豫中抗战，长衡抗战中都采用单一落后的战术，当然有人也可以以当时国民政府国力贫弱，跟不上世界形势做借口。这可以理解。
　　在国共内战时，国军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进攻的时候，全线压上，一点受挫即全线失败，如74师的覆灭的山东重点进攻就是如此，防御的时候依然是全线防御，如著名的长江防线，就是一线防御，国军到1949年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梯次防备，逐层防御。
　　一种战术使用了30年，怎么不输？
　　反观gcd，第1至4次反围剿使用运动战，后来学着阵地战，经过作战，发现阵地战不适用于共军，又变回运动战，到了抗战的时候，没有本钱与日军进行运动战（由此可见，日军与国军的战斗力差距有多大）就改打游击战，日本弱了，就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攻坚战。到了国共内战，又大规模进行运动战，内战结束后，去朝鲜凭借运动战打了1到4次战役，后来发现美军把运动战摸熟了，最后依托工事进行逐寸争夺的攻坚战。
　　你们看gcd改变了多少次战术？就具体战术而言，共军创造了适应运动战的三人战斗小组形式，三人战斗小组，这一经典战法在抗日战争中产生，在国共内战中成熟，在朝鲜战争中炉火纯青，在对印战争中获得极大的成功，到对越战争中仍不过时。反观国军，兵力少于一个师便不会打仗了。
　　还有围点打援，凿穿（这是跟日本人学的）
　　围点打援就不提了，这方面网上大大的有。这里说说黄易笔下的凿穿战术。凿穿，是对付线型防御的最好办法，是谁发明的就不知道了，日本人最先在中国战场上运用便是著名的长城抗战，国军依托长城一线防御，日军选中4个点，中央军的3个，29军的1个，集中兵力猛攻4个点，29军用大刀队顶住了，但中央军的其他3个点没顶住，于是长城抗战失败了！由于手头资料不全，据我所知，共军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后也采用了几乎相同的战术！汤恩伯几十万部队沿长江一线布防，典型的线型防御，共军选了三个点凿穿，最终三点突破，汤的几十万部队几天内崩溃，最后导致被全歼！这正是战术呆板的严重后果！
  伟大的国军就说到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伟大的蒋光头和孙大炮是什么货色：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的六月六日去世，孙中山及其党众已无袁可反，但政权仍在北洋手中。中华革命党停止了军事行动，孙中山虽公开声明“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但政治大局上却插不上手，北洋掌实权者根本不理他。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党羽蒋介石再次来到上海滩，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决定另谋生计了。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六年中，蒋介石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并且时有来往。在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干掉后，蒋介石虽已直接投靠孙中山，但孙中山本人无所施展，一时之间，亦难有作为。
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自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间，正是黄金荣的黄金时代，据黄氏管家程锡文的回忆，蒋介石风闻这位大亨的势力，曾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亦就是投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北伐后，以总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黄金荣虽退还了门生帖子，但蒋仍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尊礼，黄亦为蒋军提供十万元慰荣金。到一九四七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在军书旁午之际，于农历十一月初五亲自到黄家花园拜寿，还磕了头，黄金荣急忙起立搀扶。(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回忆》)足见黄蒋师徒关系，绝非虚传，不惜以国君之尊，履行江湖规矩。
孙中山搞革命，知道没钱不行，他很早就把念头动到开号子、炒股票上面，这一眼光，确比傻乎乎其他革命狂或北洋军阀高杆。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就指出：“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民国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只是他时运不济，申请经营的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项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证券一项而已。
照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一文的说法，孙中山想开号子、炒股票，“筹措革命经费”，乃是“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而来，这是一九一六年的事。魏伯桢回忆：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这是一九二O年七月的事。
魏伯桢又回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当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桢只知道经纪人是陈果夫和陈果夫的老板蒋介石，却不晓得其中内幕。陈果夫曾写了一篇《商业场中》，死后收入《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文中泄底如下：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可见幕后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据魏伯桢透露，是“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们炒作的外援，原来秘密来自日本!
比较起来，“张荣发模式”其实早就被“戴季陶(蒋介石)模式”着其先鞭了，勾结日本人赚中国人钱，张荣发又算老几呢？
魏伯桢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共谋生财之道”，当时这群人中，以张静江最有钱，他因贩卖中国古董致富，在上海滩的外国人都知道此一诡计多端的商人，称之为“古董张”(Curio Chang)。日本人石丸藤太在《蒋介石评传》中，述及此一时期“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说得并不正确。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入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一九二O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鹜，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一九二一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一九二一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件选辑》第三十二期)所述：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九二O年二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二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俛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二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做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六七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六十元给庄，蒋介石再给一百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四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趁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看了这段文字，蒋介石“瑞元无赖”的流氓性格，可真跃然纸上。
魏伯桢回忆中提到的叶琢堂，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据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所述：“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蒋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里失败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贷。每当交易所散场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蒋。叶同朋友打牌时，蒋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叶端茶拿烟，伺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阿瑞’(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赠送了三百元旅费。由于蒋叶有这一段历史，蒋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可见蒋介石在去广东前颇为狼狈。
可怪的是，在流出的这一时期钦定史料中，对蒋介石开号子、炒股票之事，都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十二个字!显然居心隐瞒炒股票这一段历史，显然认为“伟大领袖”有此洋场逐利行径，实在不够体面也。这种钦定的书，固然页页都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但不经意间，仍可找出蒋介石怠于革命的成分。例如该书同年同月二十日条下《附节戴传贤书》中，就泄漏了当戴季陶劝他南下时候，他不但盛怒，还说出“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之言，可见他在上海牟利心切、乐不思粤，什么孙中山、什么革命，在号子股票当前，又算什么啊？直到最后玩票成空，才不得已投奔老孙、革他一命去也。
至于开号子、炒股票这两三年的大量盈余怎么朋分的，也是天知道。据单行本《陈果夫年谱》一九二O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
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盈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事实上，有否“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也无从征信。据与先烈之一林觉民遗族相识的王翼樟（小痴)面告李敖：林觉民的遗族，竟有饿死的惨剧发生!先烈又算老几啊？
《伊索寓言》中有一体例，就是故事讲完了，加上尾巴为读者上一课、加上一条“教训”。蒋介石从开号子、炒股票到搞革命的故事，给人们的“教训”是：人大可以去开号子、炒股票：成功了，可做资本家；失败了，可做政治家。成功了，可做商场大亨；失败了，可做“民族救星”。——成败之妙，原来如此哟!

作者: liny2011 时间: 2014-11-5 16:42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黑马乐园www.hmly666.com ，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作者: 有关部门的 时间: 2015-7-9 15:02

作者: suifeng07 时间: 2015-7-18 14:12
回贴可以升级，也可以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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